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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的两本传记，《张学良世纪传奇》和《李宗仁回忆录》。国民党失败有失败的好处，曾经兴风作浪的历史名人在异邦自由开口说话，为历史研究留下丰富史料。

这两本书均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课题材料写作，都是唐德刚教授和张学良，李宗仁访谈的结果。
不同之处是，李宗仁回忆录是唐德刚教授负责的topic, 由他整理成书，较有科学精神，更接近于历史传记。而唐教授对张学良的访问，是应张将军自己的要求进行，谈得不是很多，此书是王书君根据张将军的回忆，自己发挥而成，第三人物写作，出现了不少活灵活现的细节场面描写，换句话说，更接近于小说，价值不是很大，作为小说也比较烂。只有内中保留的一些张学良口述实录较为可信。

张学良和李宗仁，都是民国史，抗战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对蒋斗争中也都曾有过十分醒目的作用。两人都是“新军阀”的代表，都不是蒋氏嫡系，但都与蒋介石换过帖（换句话来说，新军阀中没和老蒋换过帖的又能有谁呢。。），都以爱国著称，一者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为抗战献出自由；一者是台儿庄大捷的指挥官，是抗战局势扭转的见证人。
但是俩人的区别也是太大了。张学良生于军阀家庭，从小就是公子，曾经一心拥蒋，和蒋宋家族都有莫大的感情联系。性格豪爽浪漫，义薄云天，也容易冲动被利用，事实上也由于西安事变及之后的拘禁生涯，成就了一个“中国的哈姆雷特”。而李宗仁起于农民家庭，靠自己的奋斗在三十岁之前，从一个小排长成为新桂系的领军人物，读书不多却目光精明，表面诚挚恳切，内里城府颇深，不易掣肘。

张学良哪怕在一百岁的时候也被称为“少帅”，大抵代表了中国人对他的印象，年轻潇洒风流不羁，但行事鲁莽轻信。他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奇小说中就存在着的那种少年英雄形象。每个人都喜欢他，甚至连宋子文这样的资产阶级大官僚也因为和他一见倾心，因为他的原因和蒋介石翻脸，宣称如果不放张学良就永远不出来做事。而他也像所有的少年英雄一样，在西安踏上悲剧性的道路就一去不回头。可以想像的是，如果张学良没有被拘禁，在后来的抗战和内战中，他是会在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打压下垂头丧气意志消沉，还是会在蒋宋家族情谊的侵蚀下腐化堕落？那恐怕都不是浪漫主义的张学良了。即使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也是浪漫主义的，他怀着一颗作戏作全套的心，力排众议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即使是在南京发现了蒋介石翻脸，他居然还是惋惜蒋先生没有入戏，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亲，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千古美谈！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
大约也正因如此，少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非常鲜明，是不必戏说不必加工就已经如此生动的艺术形象。我想我党我人民的一个遗憾是张学良在晚年被释之后居然一直不肯叶落归根回家看看。这简直太不浪漫了。枉我们不停炒作他好多年。。。

和被浪漫化了的张学良不同，李宗仁对中国政治和蒋介石本人还是认识清楚的。李虽然出身农民家庭，也没有念几年书，但对政治和国际形势都有很深的认识。张学良在早年的访欧之后甚至认为中国必须走法*西*斯道路，这也是他始终坚持不渝的拥蒋的一大原因。（从气质上来说，法＊西＊斯的煽动和集体癫狂倒是浪漫派的。）而李宗仁就绝不会这样认为，他对抗战形势，对欧战的发展，对二战前后的世界局势，对抗战胜利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期待等等，都有很深透的认识和预测，战略眼光独到。作为现实派的，古典式政治家，他也没有张少帅那样醉人的个人魅力，靠的是以诚待人，或者较为客观的来说，伪装以诚待人。
张学良说自己是“爱国狂”，为国家统一不受外辱，可以什么都不要，个人生死安危毫不重要，这个是有可能的，在少帅的入戏疯魔状态下，我个人完全相信这全然出自真心。
但李宗仁说自己爱国，为了国家利益，绝不搞军阀势力，桂系不是军阀，他对任何人都是同等看待，举荐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中国，这就有点儿值得怀疑了。他可能是没有老蒋那样独夫专治玩弄权术，不过要说他没有地方观念恐怕就不真了，“班底”对他还是很重要的。需要有自己的势力，自己的势力要壮大，才能拥有发言权，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的现状，他又岂能独善呢？

但是这位现实主义的，搞了多年政治斗争的，内心甚有城府的李宗仁将军，还是在1965年忍不住海外寂寞，回到了共和国的怀抱。两相比较，不亦异哉。

最后一点，不得不承认，老蒋虽然工于权谋心计，军事才能拙劣，任人唯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绝无信义，搞得中国千疮百孔，但仍然是一位人杰。怎么说呢？无论是被他翻脸拘禁多年的张学良将军，还是被他暗箭陷害多次的李宗仁将军，始终都尊敬地称他为“蒋先生”，既不直呼其名也不口出恶言。让人不得不道声佩服，斯是奇人。